本書是金一南將軍首次多角度梳理中國共產黨不懈奮斗史的重磅力作。作者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放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與復興”的宏大背景下，以大歷史視野，集中呈現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聯共（布）、共產國際、日本軍國主義以及美西方力量發生激烈碰撞的歷史，再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強烈的使命擔當探尋革命道路，挽救民族危亡，保家衛國、復興中華的偉大征程。作者看似寫歷史，實則面向今天與未來，通過披露大量鮮為人知的珍貴史料，細致地刻畫眾多黨史、軍史、國史重要人物，展現其精神風貌，還原一個個關鍵細節和重要歷史場景，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奮斗的力量之源和制勝之道，具體回答了中國共產黨“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以及“是什么，要干什么”這一根本問題。

那么，與《苦難輝煌》相比，金一南這本新書有什么新意？帶著這個問題，記者通讀了《正道滄桑》，得出了答案。

從丁文江之嘆到“蔣廷黻之問”

《正道滄桑》的視野和格局比起《苦難輝煌》更加廣闊宏大，首先表現在時間上。

《正道滄桑》多次引用民國時期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的一句話：“只要有少數里面的少數，優秀里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

然后金一南寫道：“中國共產黨就是少數之中的少數、優秀里面的優秀，這個黨永遠不會屈服，永遠不會投降。”

金一南多次引用了1938年歷史學家蔣廷黻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史》中的一段話：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這就是著名的“蔣廷黻之問”。

金一南認為：近代以來，從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從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的洋務自強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維新，從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到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無一不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經過各種嘗試和探索，歷史最終把回答這個問題的資格，交給了中國共產黨人。

不僅如此，書中還引用了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的話：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國家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

金一南回應：“唯有中國共產黨人，能使中華民族獲得前所未有的集體自尊。”

聰明人的“小心思”葬送亞洲第一大海軍

書中，金一南在評說井岡山錯殺袁文才、王佐事件時表達了自己讀史的觀念：“那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歷史過程，復雜到甚至很難用誰好、誰壞、誰正、誰歪、誰優、誰劣來描述與定論。都是參與者，又都是受制者；都是殺戮者，又都是犧牲者；都信仰純真的主義，又摻有個人雜念；都力圖實現脫胎換骨般的超越，又在潛移默化中悄悄回歸。中國革命就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如同一幅巨幅油畫，如果貼近看其細部，可能筆觸是零亂的，可能色彩是斑駁的，可能視點是骯臟的。但你后退幾步，獲得一段空間和距離，你會發現它的驚人之恢宏與難忘之壯闊。所以我們不怕細部的真實，不回避這樣的零亂、斑駁甚至骯臟。因為命中注定，中國共產黨人要在這樣的歷史時刻與關頭，用自己的血肉，奠定中華民族的鳳凰涅槃。”

尊重歷史的復雜細節，把握歷史的大方向，這種觀念在書中多有體現。

如此自私短視，焉能不敗？曾經的亞洲第一大海軍，就葬送在這些聰明人手里。

而共產黨人又是如何處理這些事的呢？金一南沒有回避黨史上的矛盾與斗爭。

朱毛會師井岡山之后，源于南昌起義的第二十八團和源于秋收起義的第三十一團，并不是那么親密無間。南昌起義的“鐵軍”瞧不起秋收起義的“農軍”，嫌“農軍”土氣，沒有經過正規訓練，沒有打過硬仗。“農軍”也看不慣“鐵軍”，認為他們流里流氣，有兵痞、軍閥主義傾向。“鐵軍”人多槍好，但不愿意把槍支拿出來支援“農軍”；“農軍”收入較多，但也不愿意把錢拿出來資助“鐵軍”。

秋收起義部隊經過了“三灣改編”，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而南昌起義部隊只在連一級設立了黨代表。毛澤東講過，“兩年前，我們在政府軍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一個支部，故經不起考驗。”金一南寫道：毛澤東的意思就是指在黨的領導方面，秋收起義部隊強于南昌起義部隊。他還引用譚震林的回憶：“朱德到第三十一團講話不大受歡迎，毛澤東也輕易不到第二十八團去講話。”

矛盾最激化時，毛澤東先是罷了朱德的軍委書記，后來自己又被罷官，紅四軍內部吵吵嚷嚷；取代毛澤東職務的陳毅內心苦惱，到上海找中央。

可是——用陳毅自己的話說，“不上高山，難見平地”，在紅四軍的時候，整天爭吵，感覺不出來。到了中央，周恩來向他介紹全國的形勢，介紹了紅四軍經驗對各個根據地的示范作用，令他大吃一驚。原來，吵吵鬧鬧的紅四軍竟然是那么堅定地走著正確的革命道路；毛澤東、朱德竟帶頭創造出了那么寶貴的經驗。

陳毅帶著中央來信回到根據地，帶頭做了自我批評，幾雙大手握在一起。兩個月后，“古田會議”召開，金一南認為，這一過程，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集團開始走向成熟。

法、德兩國軍官想看的是什么

在書的最后，金一南寫了一個在別處講過的小故事，讀來很有意味。

21世紀初，國防大學辦國際軍事交流班，有一次帶外國軍官到山東參觀，去了泰山、曲阜、青島。離開青島的時候，澳大利亞空軍上校多爾說：“我們在山東看的都是你們事先安排好的，到上海能不能你們不要安排了，讓我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我方研究后同意，將上海第一天的活動安排取消，我們每個人帶兩三名外國軍官活動。金一南負責帶兩個人：德國軍官漢斯和法國軍官路易。

這兩個軍官都是第一次來上海，原以為他們要去看浦東，看陸家嘴，看南京路、淮海路，沒有想到漢斯首先提出想看孫中山故居：“孫中山在中國革命中最早引進德國顧問，我們德國人對你們中國革命是有幫助的。”金一南暗暗吃驚，看來對方訪問前已經做足了“功課”。

下一個參觀點，法國軍官路易提出要看中共一大會址！看著金一南吃驚的表情，路易說：“你們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是在法租界成立的。當時你們共產黨很危險，到處抓你們，法租界很安全。現在你們搞成這么大局面，可不要忘記了我們法國人的貢獻啊。”

金一南說：“好吧，路易，到了中共一大會址，你可要好好看看。”當年中共一大正在開會時被租界的“包打聽”發現，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建議大家迅速轉移，當法國巡捕沖進來抓人時，大部分人都已經走了。看到這一段，金一南說：“你好好看看，我們還感激你？新生的共產黨差點被你們一網打盡了！”路易說：“哎喲，真不知道還有這個事情！該我說對不起了啊！”

這次奇特的經歷，讓金一南感慨：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成功者，是勝利者，這些德國、法國的軍官才會想方設法尋找他們國家與中國革命曾經產生過的聯系。我們今天的生活日益精致。日益富裕和優雅的我們，既躁動也平靜，既直白也謙恭，既較真也妥協，既激情也溫和，還有過往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之刃嗎？在千呼萬喚無人響應的失敗谷底，我們是等待救援還是尋路攀登？在星光璀璨萬眾矚目的輝煌巔峰，我們是紙醉金迷還是轉身前行？那種敢于斗爭、敢于勝利、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是否還在我們心底澎湃？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