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感覺里，中國運河是從司馬遷的《史記》里流出來的，流成之后的洶涌澎湃、汪洋恣肆。

司馬遷《河渠書》歌唱華夏文明

司馬遷青春的腳步走遍了他那個時代所能夠抵達的地方。一次次跋涉、穿越，奔騰在大地上的河渠不可能不進入他雄闊的視野。這是偉大河渠與偉大歷史學家的第一次相遇，兩邊都蘊含著一種不可言喻的澎湃。任何智者將目光投向河渠時都會振奮，何況是司馬遷；在司馬遷的目光中，任何圖景都會變得深遠遼闊，何況是波瀾壯闊、氣勢磅礴的河渠。八書之一《河渠書》列于《史記》卷二十九就成為必然。司馬遷對大地山川間的河渠不是做靜態(tài)的描述，而是滿懷激情、濃墨重彩地描繪各個時期、各色人物的疏浚、開鑿、治理，闡述智慧的民族化水害為水利的偉大實踐，文明生成于、蘊含于這樣的偉大實踐中。自然之水由此流淌成人文之水、文化之水、文明之水，激蕩、澎湃、匯聚成中華文明的壯美史詩。

由是，認為司馬遷的《河渠書》只是中國第一部水利通史是遠遠不夠的。人類文明的曙光，首先是從水的波濤中冉冉浮現(xiàn)，地中海岸的古羅馬文明、愛琴海邊的古希臘文明、尼羅河畔的古埃及文明、恒河之濱的古印度文明，無一不是經(jīng)歷水的滋潤而結出的碩果。而數(shù)千年唯一綿亙不斷的華夏文明，也是從黃河涌天的波濤中噴薄而出。《河渠書》正是對華夏文明曙光的一次深情瞭望、描繪和由衷歌唱。

公元前90年的中國河渠屬于司馬遷，我們能做的最多只是賞析注釋；后司馬遷時代的中國河渠可以讀一讀《大運千年——古運河歷史文化鉤沉》這本書。不是說《大運千年》在思想性、藝術性、系統(tǒng)性特別是歷史價值上可以與《河渠書》等量齊觀、相提并論，僅在于它續(xù)寫了《河渠書》之后中國河渠更壯闊、更磅礴、更多彩的歷史。當然，我肯定《大運千年》與《河渠書》精神上的一脈相承，那就是把河渠文明看成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把河渠文明看成中華文明的生動展開，通過對河渠文明的書寫，展示出中華文明的寶貴質地、深邃內涵、豐富形態(tài)，尤其展示出河渠文明對民族性格的塑造、對民族精神的浸染、對民族胸懷的拓展、對民族歷史的鐫刻，是繼《河渠書》之后的一部“書河渠”。

運河貫穿南北征服大河自然屏障

司馬遷之后約300年，《河渠書》里的河渠流進了建安七年（202年），曹操“以通渠積谷為備武之道”，率兵士、民夫沿鴻溝古道，疏浚開筑出一條新水道，稱睢陽渠。魏文帝曹丕全盤接過父親的運河遺產(chǎn)，更在其基礎上奮力開拓進取，不遺余力，討虜渠、千金渠、廣漕渠、賈侯渠……于沙、洧、潁、汝水之間，淮河以北各支流溝通舟楫，所開運道數(shù)量之多、徑流之長、影響之深，刷新《河渠書》，將一個樸素的事實書寫在中原大地，顛撲不破：得中原者得天下，得運河者得中原。《河渠書》的思想精神，在河渠的歷史性展開中不斷呈現(xiàn)。

歷史跨入大業(yè)元年（605年）三月，隋煬帝楊廣“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fā)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后百余萬，開通濟渠”；大業(yè)四年（608年）春正月，河南、河北諸郡百萬役丁遵旨走上筑河工地，開筑永濟渠。《河渠書》時代有溝渠、溝洫、漕渠開筑……不管它們叫什么名字，主要還是利用自然河道，把自然河流串聯(lián)溝通起來，新開筑的河道有限；而在通濟渠、永濟渠的修筑中，自然河道已經(jīng)降至輔助地位，更大規(guī)模的是人力的全新開筑，賦予“運河”新概念。華夏地貌西高東低，大江大河多自西向東歸入大海，它們聯(lián)結東西，溝通山海，養(yǎng)育民族。造化天地的大自然沒有恩賜給我們縱貫南北的天然大河，在暢通東西的同時，客觀上也在阻礙和屏蔽南北，影響著南北之間經(jīng)濟、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的統(tǒng)一。通濟渠、永濟渠等運河征服自然屏障，將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5大水系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形成以洛陽為中心，西通關中盆地，北抵河北大地，南至太湖流域，流經(jīng)今天的京、津、陜、豫、冀、魯、皖、蘇、浙九省市，全長8000里的龐大的運河系統(tǒng)，總長度達到中國運河的歷史峰值，把中國送進了司馬遷心中有、筆下無的“運河文明”時代。

人工水道與自然河流等量齊觀

盡管中國位于太平洋西岸，但古代中國事實上把自己當作以內陸為中心的國家，與海洋文明幾乎絕緣，開墾、播種、澆灌、收獲，五谷豐登，周而復始，豐衣足食。運河正是這種內陸中心國家生存發(fā)展的內在需要，缺了就開挖，淤了就疏浚，以通濟渠、永濟渠為主動脈的大運河形成，用之漕運，用之軍事。伴隨皇朝的嬗變與鼎革，在運河地區(qū)的武力爭奪和戰(zhàn)爭角逐也總是最為激烈。從某種意義上說，誰擁有了運河區(qū)域，誰就有了建立起穩(wěn)固政治統(tǒng)治的基礎和本錢，從而得以控馭全國。這個時期的王朝重開筑，重使用，把運河當作工具，還沒有形成對運河制度化、長期化、細致化的維護管理。運河還沒有進入王朝的體內，成為王朝機體的組成部分。至北宋，朝廷認識到“天下利害，系于水為深”，運河管理官僚體系在這樣的認識中形成。

因此，“運河”一詞在宋朝得以出現(xiàn)順理成章。人工水道有了“河”的地位，與自然河流等量齊觀，這是對運河意義作用在認識上的一次歷史性提升，體現(xiàn)著對運河功能的歷史性拓展，賦予了運河關乎國計民生的更多功能，這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舉足輕重。

兩千年滄海桑田，兩千年天翻地覆。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王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