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內地電影市場強勁復蘇，但已公映的十多部國內外紀錄電影日子并不好過，目前票房最高的是8月公映的美國紀錄片《火山摯戀》，票房為631萬元。5月公映的國產紀錄電影《消失的丙察察》的票房則低至39.4萬元。

“我覺得紀錄電影最大的問題是，觀眾還不把它當作一個類型片來看。”導演范立欣認為，觀眾走進影院看電影，一般都有明確的觀影訴求，或者是愛情片，或者是警匪片，“但大家對于紀錄電影還沒有形成清晰的認知，這樣在宣傳時，很難找到讓觀眾感興趣的點。”比如他導演的《看不見的頂峰》，10月27日公映首日的排片只有0.9％，到了第二天，排片一下子降到了0.2％，“現在市場比較殘酷，如果電影首日票房表現不好，第二天就很難有機會了。”范立欣說。

相比之下，范立欣參與聯合執導的另一部紀錄電影《地球：神奇的一天》的票房就要好得多。該片最后收獲了4778萬票房，“這部紀錄電影除了有BBC這樣的大公司參與制作外，還有明確的類型，那就是‘合家歡’電影，非常適合家長帶著孩子去看。這樣一來，從發行公司到影院經理再到宣傳，馬上能知道觀眾群體在哪里，知道如何花最少的宣傳費和發行費來找到目標觀眾。”范立欣說。

“紀錄電影的商業價值問題，現在全世界都沒有解決。”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教授張同道這樣告訴記者。他認為，紀錄電影的票房普遍不高，跟紀錄片本身的特性是相關的，紀錄片的主要目的是記錄真實生活，而故事片的主要目的是娛樂大眾，對于普通觀眾來說，追求娛樂性是他們走進電影院的主要目的。“因此從根本上，紀錄電影和商業電影是背道而馳的。”

盡管如此，高票房的紀錄電影依然會不時出現。“目前國內賣座的紀錄電影分為兩類：一類是跟動物有關的，特別是那些罕見動物的紀錄片，非常有觀賞性和可看性；另一類則是跟重大社會議題相關的紀錄電影。”張同道說，目前為止國內最賣座的紀錄電影是《厲害了，我的國》和《二十二》，前者因為廣泛的社會關注度和引發的強烈自豪感收獲4.8億票房，后者因為記錄22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的生活而受到廣泛關注，最終收獲了1.7億元的高票房，“這兩部紀錄電影都是跟社會重大議題息息相關的。”張同道說。

張同道對《雪豹和她的朋友們》贊不絕口，“因為奚志農拍到了真實的雪豹，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關于雪豹的故事。”他對該片僅取得270萬元的票房非常惋惜，“這樣高質量的紀錄電影，如果在宣傳和上映時機上做得更加到位，兩三千萬元的票房是正常的。”

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支菲娜也對《雪豹和她的朋友們》的低票房感到可惜，“它選擇了佳片不斷的2023年暑期檔，與一眾中外優秀商業影片同臺競技，這就導致影片只能夾縫求存，未能獲得充足的市場空間，未能讓更多目標觀眾和‘路人’與影片結緣。”

“紀錄電影的宣傳和話題性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還是很難。”范立欣感慨道，為了做好《看不見的頂峰》的宣傳，他跑了全國十多個城市的路演。該片主角、盲人登山家張洪還被邀請在2023至2024賽季北控男籃揭幕戰上亮相。但從最后的效果來看，這些活動對于票房的拉動作用有限。

“最重要的是，不管你做了多少的宣傳，如果最后沒有形成話題，還是沒有辦法傳播到更加廣泛的觀眾群體中，不會形成社會熱點。”范立欣認為，現在的電影消費更像是一種場景的社交活動，比如帶著孩子進影院，就是一個親子活動，“合家歡”電影是首選。“很多紀錄電影的難處是，在宣傳的時候很難清晰地定義某一個類型的觀眾，也就很難讓觀眾想象一個消費場景，無法說服他們走進電影院。”

相反，一旦紀錄電影能夠激起某種社會話題，并與社會的興奮點形成共振，在票房上就有可能突破。范立欣拿《二十二》舉例，導演郭柯在公映后公開聲稱：如果影片在扣除成本之外有盈利，將全部捐給上海師范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管理，用于這些老人未來的生活及對問題的研究工作。“這樣大家對于這些‘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的同情和支持有了直接的轉化，再加上愛國主義情懷，一下子就變成了一個社會話題。”不過他也認為，像《二十二》這樣的社會熱度是無法復制的。

“說到底，紀錄電影的創作者要有自覺性，要立足于把故事講好，也要提供給觀眾更強的娛樂性。”范立欣認為，觀眾對于娛樂片和紀錄片是有選擇權的，“當你把紀錄電影和商業電影放在一起同臺競技的時候，你不能只強調自己所謂的特性，要把娛樂性作為第一重要的東西，再提供格外的價值和意義，那不是更好嗎？”

張同道則對中國紀錄電影的未來充滿信心，“現在我們的院線幾乎都是商業院線，隨著發展，我們在政策上、經營上會逐步更加健康，相信會有更多能長期放映紀錄電影的藝術影院出現，我覺得未來是值得期待的。”（咸寧網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