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先后出臺多部國家安全專門法律和涉國家安全法律,基本形成了中國特色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為依法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奠定了堅實基礎,為勝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供了安全保證。值此“憲法宣傳周”之際,邀請6名法學專家就憲法和國家安全重要法律進行解讀。

堅定維護憲法尊嚴和權威 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江國華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維護憲法權威置于全面依法治國的突出位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通過不懈努力,在全社會牢固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讓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相信法律、自覺運用法律,使廣大人民群眾認識到憲法不僅是全體公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武器。我們要把憲法教育作為黨員干部教育的重要內容,使各級領導干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掌握憲法的基本知識,樹立忠于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的自覺意識。”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具體而言,其要義包含:

憲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中央多次強調,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制度的完善發展,全面推進憲法實施,實現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

憲法是國家各種制度和法律法規的總依據,堅持依憲治國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憲法作為根本法,對于整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具有統帥作用,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效力。憲法確立國家的領導核心和指導思想,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愛國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法制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等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具體體現。

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應當充分發揮憲法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在國家治理轉型過程中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要用科學有效、系統完備的制度體系保證憲法實施,加強憲法監督,維護憲法尊嚴,把實施憲法提高到新水平。應當不斷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體制機制,通過完善憲法解釋程序凝聚憲法共識,通過健全憲法審查制度確保公權力的規范運行,通過強化社會公平正義保障制度實現以彰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邏輯。堅定維護憲法尊嚴和權威,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民主含量高、民主成色足”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實踐中不斷弘揚和培育憲法精神。

全面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 健全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

武漢大學法學院 江國華 彭超

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維護國家安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工作,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完善國家安全法治體系、戰略體系和政策體系,建立國家安全工作協調機制和應急管理機制,國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強,經受住了來自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自然界等方面的風險挑戰考驗,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證。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新時代維護和塑造中國特色大國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5年7月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國家安全法》,是一部國家安全領域的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法律,同時為制定其他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提供支撐、預留接口。其主要特點有:

科學完整提出了國家安全的概念,就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首次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地位,規定國家安全工作應當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

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確立國家安全領導體制,明確中央國家安全領導機構負責國家安全工作的決策和議事協調,研究制定、指導實施國家安全戰略和有關重大方針政策,統籌協調國家安全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推動國家安全法治建設。

明確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重要原則,主要體現為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開放和安全、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統籌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統籌維護國家安全和塑造國家安全。

科學界定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領域和任務,構建起涵蓋政治、軍事、國土、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態、資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等諸多領域安全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

建立健全國家安全制度機制,從維護國家安全實際需要出發提出建立國家安全工作協調、督促檢查、會商研判、協同聯動、決策咨詢等機制,以及情報信息、風險預防評估預警、審查監管、危機管控等工作制度。

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加快國家安全領域立法,相繼頒布施行國家情報法、反間諜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反恐怖主義法、核安全法、網絡安全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生物安全法、長江保護法、數據安全法、反外國制裁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基本形成了以《國家安全法》為統領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為有效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提供了堅實法律制度基礎。

筑牢生物安全防線 守護人民群眾安全健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 高利紅

生物安全問題已經成為全人類面臨的最緊迫和最突出的問題之一。2020年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時指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020年10月1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生物安全法》,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生物安全法》從生物疾病的預防、生物技術的研發、生物倫理的審查等與生物相關因素的諸多方面予以調整規范,具體防范和應對的領域包括: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研究、開發、應用生物技術;保障實驗室生物安全;保障我國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的安全;防范外來物種入侵與保護生物多樣性;應對微生物耐藥;防范生物恐怖襲擊、防御生物武器威脅;生物安全能力建設。此外,《生物安全法》還規定建立生物安全風險監測預警制度、風險調查評估制度、信息共享制度、信息發布制度、名錄和清單制度、標準制度、生物安全審查制度、應急制度、調查溯源制度、國家準入制度和境外重大生物安全事件應對制度等11項基本制度。

《生物安全法》的出臺和實施,不僅有利于實現國家在生物安全方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構建系統化的生物安全管理體制機制,進一步提升生物安全問題的解決能力,而且有利于填補生物安全領域在國家基本法律規范中的空缺,促進國家防范與化解生物安全風險的規范性、合理性與有效性,將國家生物安全方面的管控完全納入法治化的軌道,實現國家生物安全法律的統一。

《長江保護法》構筑國家生態安全屏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杜群

生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一段時間內對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產生了一系列生態安全問題。2000年,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第一個綜合綱領性文件《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首次提出“維護國家生態環境安全”的目標。2004年修訂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以“維護生態安全”為立法目的。2015年7月1日頒布施行的《國家安全法》明確將生態安全納入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任務。

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為搶救性保護和治理長江,2020年12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長江保護法》。最高人民法院也發布了《關于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的實施意見》,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依法加強水污染防治類、生態保護類、資源開發利用類、氣候變化應對類和生態環境治理與服務類等五類案件的審理,為實現長江流域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堅實司法保障。

《長江保護法》是我國第一部流域性保護法。它不僅對加強長江流域環境治理、保障長江流域生態安全具有重大基礎性、保障性制度建設意義,也為其他重點河湖保護提供了國家立法經驗,而且為提升長江流域人居環境質量、促進長江經濟帶綠色轉型、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作出明確規定。

《長江保護法》第一次明確規定了反映保障河流生態安全底線的生態用水管控制度。具體來說,國務院水行政主管部門有關流域管理機構應當將生態水量納入年度水量調度計劃,保證河湖基本生態用水需求,保障枯水期和魚類產卵期生態流量、重要湖泊的水量和水位,保障長江河口咸淡水平衡。生態用水管控制度對保障長江水生態系統的健康和全流域的生態安全發揮著基礎保障作用。

《長江保護法》規定國務院建立統一指導、監督長江保護的長江流域協調機制,各流域地方政府、各部門在協調機制下協同開展治理工作,實現“九龍治水”的合力。這是自2002年修訂的《水法》確定流域管理與行政區域管理相結合的水資源管理體制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流域管理體制創新。

三法合力 助力公民個人信息保護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王青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維護信息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觀在互聯網領域的實踐和體現?；ヂ摼W時代下,信息技術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但也伴隨著野蠻生長的問題。數據安全的風險影響范圍已經從個人、企業逐步輻射到產業甚至是國家,其風險隱患非常突出。為此,《國家安全法》規定“國家建設網絡與信息安全保障體系,提升網絡與信息安全保護能力”。從根本上來說,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組織和公民的網絡與信息安全。

個人數據安全處理決定著互聯網行業的健康發展,關系著公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背后承載著公民的人格尊嚴和切身利益,是貫徹《國家安全法》的重要方面。2021年出臺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個人信息處理原則做了詳細規定,涉及法律基礎、個人信息存儲期限以及對敏感個人信息范圍、敏感個人信息處理要求等方面,與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為促進互聯網個人數據安全處理實現質的提升,也為個人信息的利用提供了公開、透明、可預期的法律環境。

《個人信息保護法》《網絡安全法》和《數據安全法》初步構筑起我國互聯網時代下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屏障。可以說,中國個人信息保護完成了順應時代的制度設計,也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有借鑒價值的中國方案。其中,《網絡安全法》構筑網絡安全的基礎,強調網絡安全與網絡空間的國家主權,為網絡空間的整體安全和有序發展奠定了總基調?！稊祿踩ā穭t搭建數據安全的基礎,強調數據安全的保護,尤其注重重要數據和國家核心數據的保護,更側重于基于數據安全所體現的國家安全。《個人信息保護法》則集中于個人信息的保護,側重于個人信息處理準則和保護邊界的細化,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全生命周期作出細致且全面的規定。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當前的主要任務在于在全社會層面加強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宣傳教育,大力營造政府、企業、相關社會組織、公眾共同參與個人信息保護的良好環境。具體而言,國家應該從制定法律法規、實施專項行動、完善保護手段等方面加強建設,企業應該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數據價值挖掘,個人應該增強維權意識和技能,充分保護自己的個人信息,確?！秱€人信息保護法》的各項制度設計在現實生活中貫徹落實。

依法反擊外國制裁 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漆彤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強化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式,有效應對挑戰、防范風險,綜合利用立法、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斗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為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反對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2021年6月國家出臺《反外國制裁法》,進一步完備了涉外法律法規體系。

《反外國制裁法》的要點在于“反”,即反對少數個別國家利用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對中國搞“單邊制裁”,維護我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護我國公民、組織的合法權益。我國立法反制是為應對、回擊某些西方國家對中國遏制打壓的防御措施。具體而言,《反外國制裁法》規定中國長期以來奉行和平共處外交政策和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的原則立場?！斗赐鈬撇梅ā愤€規定:“對于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除本法規定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可以規定采取其他必要的反制措施?！?/p>

針對外商投資、網絡、數據等非傳統領域的國家安全風險與挑戰,近年來我國亦加快了立法節奏,頒布類似反制措施的規定,如《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出口管制法》《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數據安全法》和《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等。上述一系列立法的密集出臺,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工具箱,有效提升了我國反擊外國制裁、維護國家安全的法治能力。

沒有安全保障的對外開放不可持續?！锻馍掏顿Y安全審查辦法》的出臺不是搞保護主義,更不是開放倒退,而是適應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需要,在積極促進和保護外商投資的同時,有效預防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為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保駕護航。同樣,《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的風險考量要素中并沒有國別因素,主要是一種技術性、客觀性的評估,審查的注意力始終在具體的產品和服務,以及該產品或服務用于具體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后可能引入的脆弱性問題。只有堅持開放和安全并重,才能更好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