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座始建于1912年、集藏式風格與當地民居為一體的木結構四合院。院子開闊敞亮，僅正廳就有5間，中間為石嵌天井，四周有磚砌桶墻，原為一位本地商人的私宅。80多年前在這里召開的猴場會議，被稱作“偉大轉折的前夜”。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記載，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負責人所在的軍委縱隊，抵達貴州省甕安縣的一個小鄉鎮——猴場，準備搶渡烏江，挺進黔北，實現黎平會議上所確定的戰略方針。

這時，博古、李德仍對黎平會議的決定持不同意見，再次主張不過烏江，回頭東進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為克服博古、李德指揮上的錯誤，確定紅軍進入黔北以后的行動方針，在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要求下，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的宋家灣召開會議。

會議繼通道會議、黎平會議之后，又進一步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上單純防御路線的指導下產生的“左”傾錯誤，繼續準備渡烏江北上。這三次會議，為以后開好遵義會議，糾正“左”傾錯誤路線，確定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做了準備。

在猴場會議紀念館，陳列著會議作出的《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的影印件。甕安縣黨史專家聶其康說，《決定》指出“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就明確指出今后的軍事決策必須置于政治局的集體領導之下，統一了軍隊的指揮權，限制了博古、李德獨斷專權。

“聽黨指揮是靈魂，能打勝仗是核心，作風優良是保證。”猴場會議會址管理所所長王維飛說，從館藏的一條紅軍毯和一個紅軍包上，就能看出即使在艱難的長征途中，紅軍依舊保持了嚴明的紀律，維護群眾利益。

據猴場會議會址管理所講解員周偉介紹，軍毯是2004年在征集紅軍長征文物的時候，猴場鎮一位叫黃平珍的老人捐贈的。黃平珍的父親黃太武在紅軍長征經過黔北時，曾給駐扎在余慶龍溪的紅軍指路，紅軍指揮員把唯一能御寒的毯子給了衣衫不整的他，這也成了他們家的傳家寶。紅軍包則是紅軍過猴場時，經過村民宋國安的家發現門半掩著，就進去用雜糧給負傷的戰士煮了一碗粥，之后把隨身的一個棕褐色純牛皮文件包留了下來。

再走長征路的記者一行在會址和紀念館看到，許多單位在這里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據統計，從猴場會議紀念館開館至今，前來參觀學習的黨員干部和普通群眾每年成倍遞增，僅2018年就有83萬多人前來參觀，重溫歷史。

王維飛說：“甕安縣所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許多黨員干部反復來參觀學習，因為來這里總能找到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我們不能因為工作和生活上的瑣事，就忘了黨性，就忽視了政治生活。”

在距猴場會議會址不遠處，記者看到了猴場會議期間中央幾位負責同志的住所。周偉介紹說，當時正值陽歷新年，但領導同志沒有時間跟普通指戰員一起慶祝。據美國新聞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采訪當事人，毛澤東沒讓大家在年飯上“大吃大喝”，清晨四點，大部隊就收拾行裝，離開猴場直奔烏江而去。

猴場會議結束當天，紅軍強渡烏江的戰斗打響，這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稱作“反攻第一仗”。紅軍迎來了新年，也迎來了新局面。

（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