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治家思考經濟問題的方式與經濟學家有什么不同？”這是學者顧海良近年來一直思考的問題。

　　顧海良是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來，經濟學家思考問題往往愛從條條出發，引經據典，重視模型分析。政治家更看中的是理論如何演變為政策，這些政策如何有更強的可行性。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在講話里多次透露出他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論。

　　問題導向——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

　　習近平指出，要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不斷強化問題意識，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問題是事物矛盾的表現形式，我們強調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就是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就是要善于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

　　這不是習近平第一次談問題意識，他高度重視從實際和現實問題出發。2013年9月，習近平主持黨外人士座談會時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

　　在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習近平指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

　　就哲學意義而言，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將更好地區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更好地對工作進行排序，有利于更全面地看待問題，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盧鋒教授說，從總書記的講話可以看出，他有系統的哲學思想，強調既要全面又要有重點。經濟體制改革依然是改革的重點，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引領各項改革。

　　“問題意識是習近平思考經濟問題的一個重要方法論。”顧海良認為，直面問題和問題意識是解決問題的基礎；以“問題倒逼”，能進一步增強經濟改革外部壓力和內在動力、切實推進經濟改革進程。

　　十八大以來，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恰恰是問題導向的結果，也抓住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

　　在顧海良看來，從“問題意識”到“問題倒逼”，既是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科學方法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同時也彰顯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特色。

　　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

　　顧海良認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第二個特點是強調理論與歷史和現實相結合。這一點既表現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又在實踐中具化為一系列可行的政策。

　　這些政策散發著泥土的氣息。采訪中，多位專家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對經濟問題的表述，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這些不僅源于他深厚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素養，也與其自身經歷密不可分。

　　“習近平對經濟問題的思考更接地氣，這顯然與他自身的經歷有關。”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趙振華教授認為，習近平早年在陜西延安文安驛鎮梁家河村插隊，7年間住在老鄉的炕頭，耕作在田間地頭，對中國的國情民意有著非常深刻的了解。此后，他當過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省委書記，一路走來，對中國經濟社會的認識更全面更深刻也更接地氣。

　　習近平非常重視政治經濟學的學習與應用。2014年7月8日，他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強調，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指出，要學習掌握認識和實踐辯證關系的原理，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我們推進各項工作，要靠實踐出真知。理論必須同實踐相統一。

　　作為研究宏觀經濟的學者，盧鋒注意到，總書記對很多問題、特別是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概括與分析，都很清晰易懂，使用老百姓易于接受的語言。很多句子看似樸實，但寓意深遠，有著自身的內在邏輯。

　　比如，為了讓人們理解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他說：“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比如，強調“宏觀要穩、微觀要活、政策要托底”，十幾個字抓住了經濟的關鍵點，宏觀政策要穩健，市場要真正發揮作用，才能激發微觀經濟的活力。要關注民生，建立完善社會保障機制方針，一方面要托住幫助弱勢群體這個底，讓改革發展成果真正惠及最廣大群眾。同時也要注意無法通過轉移收入讓所有人致富，社會保障基本功能在于托底，而不是僅僅靠它把所有人帶到很高收入水平。這是發展的目的，也是穩定的需要。

　　辯證思考問題

　　“要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中強調，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當前，我國社會各種利益關系十分復雜，這就要求我們善于處理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

　　“改革棋至中盤，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如何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盧鋒強調，面對這樣一道大課題，面對方方面面的矛盾，更要強調唯物主義辯證觀、強調科學的方法論。

　　顧海良認為，歷史、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征，是習近平關于經濟發展戰略思想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內涵，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探索。

　　發展與改革要如何兼顧，速度與效益要如何兼顧？

　　習近平指出：“穩”也好，“改”也好，是辯證統一、互為條件的。一靜一動，靜要有定力，動要有秩序，關鍵是把握好這兩者之間的度。

　　在盧鋒看來，十八大以來宏觀政策上體現的定力，對發展速度質量關系的把握，比較好地把握了這個度。

　　比如“穩中求進”是十八大以來經濟工作的總基調，但是怎么理解這一個“穩”字？“穩”字隱含了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大國政貴有恒。但時值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希望出臺刺激性政策的呼聲日強。要“穩”就要保持宏觀政策的穩定性，既不收緊也不放松，這其中隱含的邏輯就是相信市場的力量，相信中國經濟自身的調節能力。就是讓市場起決定作用。

　　知易行難。認識到了是不是下決心做？能不能知難而進？這考驗執政者的勇氣與擔當。盧鋒說：“就像一個人的牙出問題了，能不能下決心拔一樣。在這方面習近平的團隊有足夠的擔當，也有足夠的執行力。”(記者 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