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文明四千年：華夏時空變遷與公共經濟邏輯》 　　宋丙濤　張庭　潘美薇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中國不僅是一個文明古國，還是一個地跨數千公里的文明大國，更是一個延續了數千年的可持續文明思想與制度的發源地。因此，從中國古代的黃河文明開始，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研究應該是一個值得嘗試的起點。

與歐洲近代以來不斷出現的商業發家史相比，與西方近代文明對私人產權的強調相比，中國歷史歷來重視對公共經濟活動的記錄，而本書所要研究的恰恰是歷史上黃河文明中蘊含的公共經濟思想及其制度架構的演變軌跡。

近代以來，鑒于西方在戰場上的優異表現，西方的科學話語體系逐漸吞噬了東方的人文知識體系。“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的“科學”問題逐漸取代了“我為誰”“我到哪里去”的“初心”思考。

為了在西方的知識體系內部回應西方人的傲慢歧視，許多有識之士開始關心“何以中國”“誰為華夏”的問題。在這些卓有成效的探討中，思想史大家許倬云與葛兆光教授的分析頗有影響力。他們的分析力圖擺脫民族國家話語體系的糾纏，強調歷史上的“華夏”與“中國”是一個文明共同體。然而，正如有學者所述，這些“研究者本身的民族國家立場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并且這些立場和訴求最終還是要在研究中體現出來”，因此他們的研究難免會遇到南北文化之辯與游牧農耕之爭的困惑。

本書之所以從文明的角度切入，正是試圖提供一種全新的全球文明史觀。盡管本書的研究對象——黃河文明只是文明的一個特例，但人文知識體系基礎之上的公共經濟體制是一個普適性概念，我們對黃河文明本質內涵的探索是有普遍意義的。因此我們認為，盡管“華夏”“中國”代表的只是一種文明模式與思想體系，并且這個黃河文明更為關心“為了誰”的“初心”與目標，但為了給未來的文明比較研究奠定方法論基礎，本書仍然愿意在西方話語體系的“科學”知識體系內回答“‘華夏’‘中國’是什么從哪里來”的問題，愿意討論體制效率源泉的還原論問題。只不過，我們認為，作為“華夏”“中國”內核的黃河文明是以儒法思想為基礎構建的公共經濟體制，而作為核心的儒法思想又是歷代精英應對現實問題、服務天下蒼生的理論思考與經驗總結，因此該思想的現實目標就是，在“為了誰”的“初心”基礎上不斷構建或改進國家治理體制。

本書關于黃河文明誕生的基本結論是，大禹是來自青藏高原邊緣地帶的南方民族首領，大水的發生與夏朝的構建都發生在黃河中上游的海東、甘南、寧夏與蒙南、陜北地區，但大水影響的區域主要是河套地區，而導水的主要流經區域是內蒙古、山西、陜西之間的黃河河段，大水被導入的“東海”恰恰是商朝建立者的祖居地——“中原”。我們認為，黃河文明構建了禹貢九州中雍州、梁州、冀州的財政體制。而被今天的主流學者反復強調的豫西晉南地區的人類活動痕跡只是氣候條件變化后，夏朝中后期逐步南遷的結果。

黃河文明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經歷過兩次“成型”之變：一次是殷周之變，從鬼神文化變為禮樂文化，強制力從全能神到全善神的變化奠定了世俗治理結構的理論基礎；另一次是秦漢之變，儒法結合使得郡縣制日漸成型，奠定了現代大國治理結構（決策機制與執行機制相分離）的理論基礎。希爾斯曾寫道：“拋棄傳統應當看成是新事業的一種代價；保留傳統則應算作是新事業的一種收益。”儒家經世濟民學說與法家吏治管理思想就是這樣一種得到了傳承與延續的公共經濟思想的理論內核，也是黃河文明的政治繼承人從中不斷汲取營養的思想寶庫。

毋庸置疑，儒家學說從“修身”到“治國”，從體制構建到人才培養，都顯示了儒家學者的縝密思考與高瞻遠矚。儒家學者構建的公共經濟體制以公私經濟的明確分工為前提，以公共產品供求雙方對各自行為規范與邊界的恪守為基礎，形成了以天道和德性為基礎的合法性理論體系。儒家學說在法律制度無法界定公共利益邊界的情況下，積極構建非正式供給行為約束制度，不僅用“天道”理論來規范君子的決策行為，而且用“誠信”道德來約束國家公職人員的執行過程。同時，儒家還主張充分利用教育與輿論的作用來促使統治精英自主選擇利他行為，從而形成了黃河文明“劫富濟貧”的社會文化特征。盡管這個特征因與英國崛起過程中的“劫貧濟富”背道而馳而不利于原始資本積累與工業革命爆發，但儒家學說對人類二元本性（生物性與社會性）與公共產品多元化的理解、對利他精英的教化建議很可能會構成未來社會科學，特別是公共經濟學顛覆性轉向的理論基礎。

確實，近代以來的科學民主浪潮，帶來了理性的科學方法，但也帶來了學科僭越的惡果。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礎的歷史進化論摧毀了古典學派的人性多元化假設，不僅假設人與人都一樣，使得社會精英的修身養德成為不必要，而且推崇“人與動物一樣，都以自我保存、生存發展為終極本性”的生物經濟學假設。特別是，以經濟人為基礎的公共選擇理論與公共經濟學的流行，誤導了公共經濟理論的探索方向，從而導致了社會精英的墮落與社會矛盾的激化。

相反，儒家學者早就清晰地認識到了公共產品的多元化特征，進而提出了多層級的家國天下理論，從而為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關系處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與西方競爭性文明漸漸陷入理論悖論的困境不同，黃河文明的空間開放性與利益共享性特征，很有可能為現代文明的未來轉型與全球治理的僵局破解提供某些啟發。特別是“古代中國的天下主義和夷夏之辨，提供了將普遍性融入特殊性、從本土文化上升為普世文明的智慧”。只要我們把文明看作公共經濟體制，特殊化約為普遍的道路就是暢通的，而天下體系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這樣一種公共經濟機制的典型。

有學者認為，對中國古代文明當代價值的認知不足影響了我們文化創新的底氣：“底氣不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近百年來我們在不斷地詆毀、摧毀中國自己的文明傳統，我們對自己的文明傳統沒有一個基本的敬意。我們做的西學研究，或者說中西比較，往往做一些非常簡單性的比較，它的目的已經是事先確定的，就是它要證明西方文明比中國強。”盡管本書的目的并不是想證明中國的文明比西方的文明強，但至少可以表明中國古代文明的現實價值。

因此，本書所做的研究是以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或話語體系為基礎進行一些粗淺的比較，力圖擺脫西方構建的“強權邏輯”與民族國家話語體系的影響。事實上，中國的知識體系自戰國以來就是以和平為主流、以人為本的人文體系，正是遵循著這個文明的集體行動邏輯，黃河文明才成為沒有中斷的文明，中國才成為最為成功的文明載體。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宋丙濤，系河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院長，河南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