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城？許慎《說文解字》云：“城，以盛民也。”城是一個四周以土制城墻、上以天宇為覆頂的“容器”，里面住著許多老百姓，還有城的統治者。城在古代稱為國。國這個漢字，繁體寫作國。所以，國原指四周用土墻圍合的一個區域，這里有百姓千家。

從建筑的角度觀看中國古代城市，你會發現它們滲蘊著溫馨而嚴厲的倫理氣息，有一種頗為冷峻而富于理趣的美。本文摘自《建筑中國：半片磚瓦到十里樓臺》。

主要是消費的“容器”

只要是城，哪怕是最古的城，就不可能沒有任何一點商品交換活動。“市井”一詞是人們所熟知的。《管子·小匡》說：“處商必就市井。”市源于井。這里的井指遠古井田，不是水井，即《孟子》說的“井九百畝”的井。一塊井田凡九百畝，稱為“九夫為井”，一夫等于一百畝。《說文》說“八家一井”，指八家（八夫）“同養公田”，公田居于井田中心，面積也是一百畝。“八家”各司私田，所耕種的農產品有了剩余，便拿到公田那里去交換，后來公田被取消，便成了最原始的“市”的所在地，所謂市井，即此謂也。

但是，中國古代都城主要是作為軍事、政治“機器”而運行的。作為軍事據點，守國以拒險，否則筑四周城墻有何用？《易傳》解釋坎卦時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遇險（包括自然之險與人力之險，后者主要指外敵侵擾）而以城墻拒之，便是國的基本功用。中國都城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東方政治與軍事色彩。

中國城市起源頗早。石峁遺址、陶寺遺址與良渚遺址等，都有古城址出土。河南淮陽平糧臺和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址，前者距今約4300年，后者距今約4000年。河南鄭州商代古城遺址距今約3500年，面積近25平方公里，設城墻，周圍長7千米，是政治、軍事中心。《吳越春秋》說：“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這一記載與考古發現是大致相合的。

這種政治、軍事堡壘是強有力的，它有效地管轄著全城和郊野，是鄉野的宗主；同時由于城市主要不是一個生產的“容器”，而是消費的“容器”，它在經濟上又不得不極大地依賴于鄉村郊野，還沒有走出農村型自給自足經濟的限制。政治、軍事上的巨人與經濟上的侏儒，是中國古代一般城市的典型特點。廣大鄉野一方面承受著長期的經濟壓榨，為城市的生存、發展提供食物、衣物與勞動力等，另一方面又嚴重地“包圍”城市，阻礙著城市的發展。城市建筑文化，便在城鄉關系之間求生存、求發展。

以方為常式

城市，以其建筑物、道路、水系、橋梁以及園林景觀等，與其他一切自然、人文因素結合成一體，呈現給人們動態的平面與立體空間意象。

從建筑考古看，《楊鴻勛建筑考古學論文集》說，1949年后建筑遺址的發掘，以黃河中下游地區為多，主要屬于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期。有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寶雞北首嶺、華縣泉護村、邠縣下孟村、長安客省莊、陜縣廟底溝、洛陽孫旗屯和王灣等近20處。其中具備一定聚落規模的有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寶雞北首嶺、洛陽王灣、湯陰白營幾處。

最早的城市平面形態以方形、圓形居多。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獲》一書曾經指出，半坡遺址居住區大體上呈一個不規則的圓形，里面密集地排列著許多房子。居住區的周圍是一條寬、深各5—6米的防御溝，溝的北邊有公共墓地，東邊是燒制陶器的窯場。中華初民的原始建筑平面意識中，尚無成熟意義上的哲學、美學與科學的圓形或方形意識。由于當時生產力十分低下，建房造屋只要能夠造起來不倒塌、可以居住就行，究竟要求具有怎樣的平面，這在初民心目中尚不是很清晰、規范的事情。

中國城市方形平面的執著追求，首先取決于材料性能、功能要求、技術條件與經濟考慮，在儒家倫理觀念登上歷史舞臺后，更有愈演愈烈之勢。有的城市平面布局不那么嚴格，那是地理環境所限，不得不如此。方形平面的中國城市所追求的理想模式，要求體現天圓地方中的“地方”觀念，以及以王權為至尊的倫理等級。

從“里仁為美”說起

《論語》說：“里仁為美。”

有人把“里”理解為“裏”字的簡體字“里”，解釋為里外的里，從而將《論語》的這一句名言理解成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以仁義道德為精神內涵的“心靈美”，其實大錯特錯了。

“里仁為美”的里，與里外的里（裏）顯然是兩個字。《說文解字》段玉裁注云：“里者，居也。”里是居住、居所的意思。

因而，所謂“里仁為美”，大約指講究居住的道德倫理秩序即美善之意。先秦儒家思想以道德倫理為旨歸，它們處處、時時講禮，衣、食、住、行無不遵禮，這便是《論語》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因此，在人的居住環境中講究、遵守仁（禮）規范，并以此為美，是不奇怪的。

由上海里弄的里，筆者想到了中國古代的城市里坊制度。

根據史料，中國古代城市的管理是很嚴格的。從春秋到隋唐大約1500年間，統治城市的帝王與官吏，為了加強對城市居民的控制，實行里坊制度。《中國建筑史》指出：“從春秋到隋唐實行里坊制度，把城內居住區劃成許多里坊，里坊內有街巷，四周用高墻圍起來，設里正、里卒看管把守，早啟晚閉。”

城市里坊，既是市民的居住單位，也是行政單位，是管束居民的一種方式。

唐代長安的里坊制度頗為完備。從考古實測與有關記載看，唐都長安有一百零八個里坊，規整地分布在這座天下第一帝都的次要區域，而中心區域或繁華地區設皇城、宮城，是宮殿區，構成棋盤格式的城市平面，所謂“百千家似圍棋局”，此之謂也。

唐代長安的市場主要集中在東市、西市，也有零散的商貿活動在一些里坊進行。但是，唐以前州、縣以上的城市商業貿易活動依然有嚴格的時間限定。在一個輿論一律的國度里，商貿活動也講求一律。當時長安的東市、西市也像里坊一樣，按市令開啟與關閉。正午一到，擊鼓幾百下開集；黃昏來臨，又擊鼓幾百下散集，很有些刻板。這一點，讀者去看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即可理會，那是汴河邊車水馬龍、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活動的街景，那連綿不斷的房舍屋宇，已見不到封閉式里坊的影子了。

里坊制被打破，人的“心情”也從里坊的封閉之中被解放出來，這是中國城市的新氣象。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