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信出版集團推出著名歷史學家馮天瑜等人撰寫的《長江文明》一書。在世界大河文明的版圖中，作者把長江文明與其他大河文明交相比較，展現共性與個性，仔細辨析了長江文明復雜演進的悠長歷程。與此同時，又全面梳理了長江流域的認知史，大膽突破前人研究中相對固化的區域意識，在世界文明和中華文明發生、發展、變遷的大格局中重構長江文明的整體性認知，依次生發出時間、空間、自然、文化多個維度敘述長江文明的新意。

長江，這條滋養中國眾多省市百姓的母親河，對華夏民族繁衍生息意義不凡。長江文明，這部蘊藏古老中華傳統文化的大書，為我們繼往開來做了深厚的積淀。

1 成為中華文明的共同祖先

作為一部從世界文明高度建構長江文明整體性認知的學術著作，《長江文明》在篇章結構上采取了自然與人文并重的處理方式。

受制于副熱帶高壓，北緯30度線附近多為干旱少雨地帶。古埃及、古巴比倫和古印度的早期文明全憑大河的灌溉，建立在需水量相對較少的旱作農業基礎之上，水利工程的重點皆在灌溉工程。而位于東亞大陸的長江流域則是一個特例，西部聳立的橫斷山脈、青藏高原，將來自太平洋溫暖濕潤的東南季風攔在其東部，形成了一塊北緯30度線附近不可多得的雨量充沛地帶，使之具有充沛的淡水與豐富的熱能，故長江流域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文化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

溫暖濕潤的長江流域，適合種植需水量較大的水稻。而稻作農業無疑較之旱作農業需要更高的技術和更精心的管理及加工手段，這或許正是5000年前的長江下游良渚文化出現遠超同時代其他文明的精美玉器、漆器和絲織物的重要原因。

不過，豐沛江水也往往會造成嚴重的洪澇災害。在生產力相對低下的史前時期，為避洪水，長江流域的先民大多避居于人力相對可控的一級支流甚至二、三級支流附近，并且不遺余力地修建防洪疏導工程。所以，長江流域的早期文明散落各處，上、中、下游的史前文明相對獨立發展，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設也都側重于防洪。

長江流域持續不斷的防洪疏導水利工程的建設，形成了因勢利導的水利工程傳統。春秋時期，長江流域的云夢通渠、巢肥運河、胥溪、胥浦、百尺瀆、古江南運河、邗溝及菏水等運河工程，都充分利用了天然河道，再輔以開鑿、連接和整治。在戰國和秦朝時期，又誕生了都江堰和靈渠因勢利導的兩大水利工程典范。

就大河與文明延續的關系而言，長江流域也較尼羅河、兩河和印度河為優。四通八達的兩河流域，很早就成為古代中東各民族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文明競技場，幾起幾落，最終無法阻止文明的中斷。印度河流域的達羅毗荼人也很早就遭到北方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的持續軍事打擊，導致古印度文明早早中斷，之后在雅利安人的主導下開啟了新的文明進程。在古代交通條件下，地理位置相對封閉的尼羅河流域，其原住民雖較長時間內保持了獨立性，但終究無法擺脫希臘化和被阿拉伯人替代的命運。長江流域所處的東亞地區，地形相對封閉，因流域內部交通不便，上游(巴蜀)、中游(荊楚)、下游(吳越)居民的活動區域相對固定，早期文化在各自相對獨立地發展了一段時期后，最終相互融合并匯成中華文化的海洋，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在此后的歷史進程中，長江曾多次回護中華文明，使其綿延不絕。

2 見證中華文明源遠流長

20世紀初中國考古學起步階段，黃河流域接連不斷的重大考古發現，使黃河是中華文明母親河的固有說法得到科學的印證。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長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工作的不斷推進，長江同樣是中華文明母親河的認知在學界逐漸達成共識。《長江文明》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客觀闡述了中華文明多元生發的歷史進程。

自4000年前的夏朝直至1000年前的宋朝，位置適中、氣候適宜、物產豐饒的黃河流域長期扮演著各大中央王朝，乃至南下游牧政權的核心統治區和基本經濟區，黃河流域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超過長江流域。漢文化的核心地帶長期處于黃河中下游，漢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動以黃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為軸線，呈東西向，中國的幾個著名古都長安、洛陽，乃至后來的開封等，皆分布在這一軸線上。如軸線西端、渭水之濱的長安(今西安)，自公元前11世紀的西周鎬京開始，迄于隋唐長安城，先后做過13個王朝的首都，歷時1100余年，位列我國七大古都之首。再沿軸線東移，至于洛河(古稱雒水)北岸的洛陽，自夏都斟鄩至五代后梁、后唐、后晉洛陽城，亦為十三朝古都，歷時不短于長安。

靖康之亂過后，即便經濟文化重心已經徹底轉移至長江流域，都城的位置也由原本的沿黃河—渭河河谷的東西軸線移動變更為遠離黃河流域的南北軸線移動，但黃河流域作為中華文化發祥地、中原正統的地位并未動搖。

20世紀20年代初，以田野發掘為標志的現代中國考古學首先用力于黃河中下游仰韶、龍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遺址，以及安陽殷墟等商周故城的發掘，發掘成果多與《尚書》《左傳》《史記》等傳世史典對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黃河流域繁衍的記述相合，遂進一步強化了國人心目中“黃河流域是中華文化發祥地”的認知。

20世紀中期，考古工作推進到長江流域，一批重大考古發現證明: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并不比黃河流域時間晚、水平低。20世紀70年代，浙江余姚發現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馴育稻谷的時間推定為距今七八千年。20世紀90年代，湖南道縣玉蟾巖還出土了距今萬余年的人工馴育稻谷，早于黃河流域的粟作產生的時間。可見，長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同樣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組成部分，長江也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

3 實現“蘇湖熟，天下足”

馮天瑜在《中國文化生成史》中指出:“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中心多有轉換，大體沿著自東向西(從河洛向關中)，繼之又由西北而東南的方向轉移。”在近代，“文化中心進一步向東南轉移。東南沿海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能量發散中心”。長江流域在經過距今4000年前后的低谷期之后，一度喪失了中華文明總進程引領者的地位。但長江流域的自然條件整體上優于黃河流域。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北方人口多次因戰亂南遷，長江流域不斷得到深入開發，逐漸超越黃河流域，成為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

在夏朝稍前的原始社會末期至商末，當時的原始農業以木石農具為主，技術簡單，黃河中上游的粟作農業依托肥沃疏松的黃土和黃河水系的灌溉，得以蓬勃發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綿延不絕并逐漸融合;而長江流域則因其紅壤的土質較為緊密，水稻種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勞動量大、技術要求高，而當時人員、技術所能達到的稻作生產方式又較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脅，故其農業產出量不及黃河流域。這種農業生產上的差異在進入青銅時代后仍長期延續，直至鐵制農具產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現、防洪手段和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長江流域的水熱優勢才逐漸彰顯。

東漢時期，長江流域的水稻生產終于擺脫了“火耕”，走上精耕細作的道路，部分地區還開始使用牛耕，出現了秧苗移栽與雙季稻，灌溉農業模式也日臻成熟，這些都為日后長江流域農業生產的騰飛打下了基礎。六朝時，長江流域的灌溉與防洪事業進一步發展，當地豐富的水熱資源得到較大程度開發，形成足以與黃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農業生產區。

唐朝“安史之亂”過后，長江中下游成為長安朝廷的財賦供應基地，其水利事業蓬勃發展，開辟出了更多良田。到唐朝后期，江東人民從長期水田耕作的實踐出發，改進笨重的直轅犁為曲轅犁，明顯降低了犁的受力點，既減輕了扶犁農夫的體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此外，江南地區還出現了稻麥復種制、茶林間作與魚草輪作之法，使豐富的水熱資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江南水稻區的農業生產蒸蒸日上。

4 維系中華文明持久生命力

長江從雪山走來，奔騰東流，傾注大海。但在近代紛繁復雜的全球化浪潮中，它卻演變為一條自東向西推進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文化線路”。

鴉片戰爭之后，國門被迫打開，西方列強沿長江逆流而上，強行闖入中國封閉的內陸。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他們將沿江通商口岸自上海向西推進至上游的重慶，從而將長江流域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并依托次第開放的沿江口岸構建起一條聯系緊密的長江近代航線。

這條對中國歷史影響至深的近代航線，并非僅僅便利了西方資本對中國內地的經濟擴張，同時也極大加強了沿江城市之間的聯系，擴大了沿江港口與腹地之間的經濟互動，并自東向西傳播著西方的文化與制度觀念，開闊了內陸民眾的眼界，令中國近代文化得以沿著長江不斷向西推進。于是，這條西方列強為攫取巨額商業利潤而打通的長江近代航線，也在事實上成了傳播近代文化的“文化線路”，深刻地改變著沿江乃至更遙遠內陸地區的社會面貌。

在認識到中西間的巨大差距之后，從19世紀60年代，晚清一批進步官員率先發起了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長江流域一馬當先。洋務派的中堅人物，都曾長期擔任長江流域的地方督撫，他們紛紛在自己的轄區內引進西方機器和技術。在外國資本的大量涌入和洋務運動的激勵之下，長江流域的近代工商業迅速走到了全國的前列。中國近代中期最重要的兩大工商業基地，即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和以武漢為中心的江漢交匯地帶，皆位于長江流域。

此后，長江流域以前所未有之勢，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維系著中華文明的持久生命力。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