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理由:本書由復旦大學姚大力等中國史學大家編撰，以宏大的視野，將中國上下5萬年的歷史進行解讀分析，帶我們透過歷史的表象，看清歷史發展進程。

為什么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女皇帝出現在唐朝;早在宋朝就建立了從發行紙幣到匯款、兌換的完整金融體系;明朝價值觀:有錢就是大爺;光緒之死可能與慈禧無關……翻開本書，史學名家為你理清中國上下5萬年的來龍去脈。

也許會有不少人，對中國歷史的印象就只是一部漢民族史，中國歷史其實遠遠不只是漢人的歷史，而必須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輝映的歷史。例如，它必須包括在新疆那一大塊中國領土上，曾經存在過的說印歐語的不同人群的歷史與文化。有人這樣描寫新疆當年的人群、語言與文化的多樣性:

“塔里木盆地早期文獻所反映的社會、語言和民族多樣性，其復雜程度可以與我們今天在一個國際樞紐空港所看到的情況相比。

“沙漠極有利于保存干尸、干尸上的衣著、其他隨葬物品，以及書寫在石頭、木片、皮革、紙張之上的數不清的文獻。20世紀早期，一個前往塔里木盆地的德國探險隊，帶回來17種不同語言的文本。

“如果我們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于公元8世紀絲綢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領略上述那種語言現象的復雜性:一個最常見的來自西方的商人，他在家里說的應該是粟特語;在他曾到訪過的佛教寺院里，經文可能是混合梵語的，而日常用語則是吐火羅語;如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達和田，他或許需要用和田塞語從事交流;如果他在那里遭遇來自南邊的劫掠，他就必須說吐蕃語以求從對方手中解脫，或者祈求被說漢語的軍隊解救;他甚至會突然碰到一名買賣羊群的說現代波斯語的猶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轉變的風向，他還會讓他的兒子花點時間學習回鶻語──一個重要的突厥語部族的語言。這個部族將在公元9世紀君臨塔里木，變成下一個支配該地的民族和語言群體”。

可以十分肯定地說，以上所提到的，就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講授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歷史時，才需要介紹的內容。

前面幾節已經相當全面地描述了現代中國人的祖先如何從南方北上，分布到這片極其廣袤的土地之上。且走且住的漂泊生活，把他們所創造和繼承的叫做“文化”的各種遺物、遺跡、遺址，留在難以數得清的地方。

非常關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著名華裔歷史學家何炳棣，晚年回國時總帶著一張描圖紙，上面是由他本人手描的一幅中國地圖，標注了新石器時期考古發現的所有地點。他曾把這張圖展示給我看，激動地說:“你看，黃河流域已經被畫得密密麻麻了!”何炳棣特別在意華北的新石器文化，他稱那里是“中國文明的搖籃”。

事實上，最近40年的考古研究所揭示出來的，是新石器文化在全國各地如同“滿天星斗”一樣全面繁榮的局面。它記錄的正是從現代人在四五萬年前踏上中國國土開始，經過新石器時代，也就是公元前8000—前3500年，再到公元前2000年的銅、石并用時代結束之時，我們的祖先自南向北開發中國大地的輝煌成果。

但是直到自南向北階段的結束，“中國”這個舞臺仍然沒有被搭建起來。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歷史又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轉折。隨著華北在“滿天星斗”的局面中突起，中國發育的時空節奏也就由自南向北轉變為由北到南。“中國”的出現就在這個階段的第一個千紀，也就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下半段。

代表了中國考據學全盛時代的乾嘉學派，有一個基本學術主張，叫“循名責實”，也就是根據對事物的命名，去追尋它的實質意義。既然出現了“中國”，那就讓我們先從“中國”這個名稱的意義入手，導出下面對“由北到南”和“從東往西”這兩個階段的討論。

“中國”這個名詞在歷史上曾先后有過五層意思。

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鑄成于西周初葉的著名青銅器“何尊”的銘文內。銘文記錄周成王追溯他父親武王的話:“余其宅茲中國。”意思是，且讓我安頓在這個稱為中國的地方。周武王是否真的說過這句話，今天已經沒有辦法確切地知道了，但至少這個名稱在周成王說出這番話的時候已經流行了。這里的“中國”是指今天的洛陽及其鄰近地區，大體上與后來把那一帶視為“土中”，也就是天下中心的意思。這是“中國”的第一層含義。

中國的第二層含義是指以黃河中下游平原為主體的中原地區，大約包括今天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但是這個意義上的“中國”要靠做概念的減法推演出來。什么叫概念上的減法呢?就是看看古人把哪些地區排除在“中國”的范圍內，通過減掉這些地區，反推出當時古人認為的“中國”究竟是一個什么范圍。

荀子說，戰國時候的秦，“威動海內，必將危害中國”;韓非說，中國的君主們都知道，南方的越國越是富強，對中國就越不利。從這兩句話就可以知道，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包含秦和越兩國。也就是說在戰國時期，處于今天陜西省關中地區的秦國和處于今天浙江省地區的越國，還不算在中國的范圍之內。不只如此，這個意義上的中國也不包括吳、楚在內，也就是不包括廣大的長江以南地區。

《漢書》記載，劉邦股部的左側有72顆黑子，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長在皮膚上的痣。唐朝人顏師古在這里注釋說，所謂黑子，在中國都稱為黡子;而吳、楚的民間，把它稱為“誌”。“誌”也就是“記”的意思，我們今天有時候也把“痣”叫做“記”。所以秦、越、吳、楚，都曾在“中國”的范圍之外。可見這個“中國”，僅指中原而言，也就是以黃河中下游平原為主體的那個地區。

中國的第三層含義，把關中也包括進去了。《史記》列舉天下的八座名山，說它們“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位于關中的華山被列入“中國”之內，可見司馬遷所說的中國，也就是距今2100年左右的西漢時代所理解的中國，已經把北部中國的核心地區全部包含在中間。

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又有了第四層含義，也就是用它來指稱以華北核心地區作為統治基礎的中央王朝。在后來，甚至也可以指立國于南方的中央王朝，比如說建都南京的東晉、建都杭州的南宋所曾經控制的全部版圖。當“中國”被用來命名這樣一個疆域范圍時，它當然就經常會遠遠地超出漢地社會和漢文化所達到的邊界。秦、漢版圖已先后到達今天的廣東、云南，但是正如我們稍后將會說到的，直到那時候為止，淮河、漢水以南廣大地區的土著，都還根本不是講漢語的人群。

“中國”的第五層含義，是隨著漢語人群向華北以外地區的大規模遷徙流動而產生的。它指的是在國家版圖內，不斷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間的那個主體人群，以及他們的文化，也就是漢語人群和漢文化的地域。

萬斯同主編的《明史稿》，在講述云南各個土司轄區時概括說:“大抵諸夷風俗，與中國大異。”(大體說起來各個非漢族的人群的風俗與中國大不一樣。)明代的云南早已經在“中國”的版圖之內，所以很清楚，這里的“中國”是指有別于當地各種土著人群的漢族和漢文化的地區。

清代探測長江上游水系，說它“源發于西番，委入于中國”。這是說長江源頭是在西番，也就是西藏，幾經回轉與曲折而流入中國。關于黃河的河源，清人又說，“蒙古謂之敖敦塔拉，西番謂之索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敖敦塔拉即oto-un tala，翻譯成漢文，意思是星星川，漢語星宿海之名即源此。青藏高原本來就在清版圖，也就是第四層意義上的“中國”之內。所以這里在有別于“西番”“蒙古”意義上所使用的中國、中華，僅是指漢族、漢文明地區而言。

“中國”的最后那兩層含義，就是一個統一帝國的全部版圖，以及這個帝國內部的漢文明所覆蓋的地區，這兩層含義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語中的Chinese才會既指“中國的”，又指“漢族的”。這并不是外國人的誤讀，它確實反映出這樣的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這個詞，曾經長時期地擁有兩個互相有聯系但又絕對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這個詞起源于漢文明，所以滿語里面的“中國”(tulimbai gurun)源于漢語“中國”的意譯，如果要把它翻譯過來，意思就是“居中之國”;蒙古語的“中國”叫dumdatu ulus，是從滿語再轉譯過去的。中國在藏語里就叫krong-go，維吾爾語里叫jung-guk，一聽就知道它們都是漢語“中國”的音譯。

所以中國的擴大，既是諸夏或者華夏逐漸拓展它的生存空間的過程，更是中國超越華夏的生存空間，變成一個“大中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