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母親走了之后，仿佛帶走了整個故鄉，我回老家的次數明顯越來越少了。但每年春節，我還是要特地趕回去，主要是想看望一下幾個姐姐。

我的老家筠山是陽新縣北部的一片小山區，過去偏僻而貧窮。父母除了生下哥哥和我，還為我生下了四個姐姐：大姐春花，二姐金花，三姐細花，四姐菊花。她們分別生于1945年、1950年、1952年、1954年。那個年代，那么一個大家庭，又缺少男勞力，可以想象，日子過得有多艱難和困窘。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家年年都是“超支戶”，辛勞了一年，到頭來還是差生產隊的錢。每到春節，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圍著火爐，母親總要說一句“今年不算，明年再來”的話，鼓勵我們再加油，期待來年日子會好起來，可第二年照舊還是個“超支戶”。在這段艱難的歲月中，吃苦最多、奉獻最大的是我的四個姐姐。

父母給她們取名為“花”，可她們的“花樣年華”卻始終伴隨著苦澀和汗水。她們年齡稍有不同，但命運幾乎一樣，除了參加隊里的生產勞動，就是承擔繁雜的家務活：上山舞柴，下井挑水，推磨舂碓，挖地種菜，打草養豬，漿衣洗裳，還要沒日沒夜地做篾貨。1957年7月，父親去了縣城米廠當工人，家務活全落在她們身上；1963年，母親開始生病，三年臥床不起，此后雖有所好轉，但也是時起時伏，病病恙恙。因為這些原因，大姐13歲就開始做活，從未進過學堂門；二姐讀到小學快畢業時，因要為母親熬藥含淚輟學；三姐去廟里（筠山小學）讀了幾天書；四姐只在村里讀了幾回“農民夜校”。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哥哥畢業于北京大學，我畢業于武漢大學。在旁人看來，似乎我父母太“重男輕女”，其實不然。父母還算是開明之人，怎奈為生活所迫，為溫飽所累，不得不放棄女兒們讀書的機會。好在幾個姐姐都通情達理，從來沒有埋怨情緒。

倒是我心里時有愧疚。我想，要是幾個姐姐能多上幾年學該多好啊！在這點上，我相信遺傳。我祖父是個滿腹詩書的鄉村教師，1926年參加革命，1931年擔任中共沿江特別區區委書記，慘遭國民黨殺害。祖父犧牲時父親尚小，因此父親一輩子與讀書無緣，但他參加工作后通過自學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識，一筆字寫得流暢，還能寫點格律詩。母親雖大字不識一個，但其過人的智慧也是周圍人公認的。姐姐們繼承了父母的基因，她們的聰明勁在豆蔻年華時就表露了出來。那年頭，鄉村文化生活豐富，幾個姐姐都是大隊、公社宣傳隊的積極分子，她們姐妹同臺，能歌善舞，演起樣板戲、采茶戲和說唱、歌舞來，有板有眼，有模有樣，滾瓜爛熟，讓村人夸贊不已。倘若讓她們多讀些書，她們一定成績優秀，她們的命運也一定會有所改變。

“女人是個菜籽命，撒到哪里哪里生。”姐姐長大成人后相繼出嫁，去撐持又一個新的家庭，去繼續她們流汗操勞的苦命生涯。也許是母親對女兒的不舍，四個姐姐都嫁得不遠，還是在這片山區，一個姐夫是礦工，三個姐夫是農民。姐姐們繼承了父母的許多優秀品德，勤儉持家，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和睦鄰里，在村中有口皆碑。大姐生了10胎，二姐8胎，三姐8胎、四姐6胎，她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加起來多達130余人。如此家大口闊，姐姐不僅養活了他們，還讓他們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一個個成人成家成才。這簡直是一個奇跡。可以想見，姐姐們為此付出了幾多心血和汗水。說句笑話，國家真應給她們每人頒發一個“養人育才特別獎”。

幾十年來，姐姐們不僅在婆家撐起了一片天，還長期對娘家照顧有加。因為父親在縣城工作，體弱多病的母親始終是她們心頭的牽掛。她們回娘家的頻率很高，逢年過節自不必說，平常有什么好吃的都會送給母親分享。村里的婦人開玩笑，說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你們卻把娘家當菜園門了。姐姐笑著回嘴：我們嫁出去再久，也還是姓柯呀！隨著父母年事漸高，姐姐們回娘家就更密了。尤其是父親2002年去世后，由于哥哥和我在外工作，四個姐姐主動挑起了輪流照顧母親的重擔，或是回娘家陪母親居住，或是把母親接到自已家中。母親也樂意跟姐姐在一起生活，因為幾十年來由女兒服侍習慣了，更因為姐姐比我們兄弟服侍得更周到細致，冷暖熨貼。老母親一生體弱多病，竟活到了一百歲高齡，幾個姐姐功不可沒！

隨著時光流逝，姐姐們也步入了晚年，過上了兒孫滿堂、吃喝不愁的日子。但她們仍在為子女和孫輩忙碌著，操心操肝，默默奉獻，仿佛她們這一生注定是個吃苦受累不能歇息的命。這些年我春節回家，每當看到她們的白發和皺紋越來越多，不免感嘆歲月無情催人老。但令人欣慰的是，她們的身體還算健康，比起同齡人來顯得年輕幾歲，更讓我高興的是，她們的心態特別好，一個個快活開心，手機上的廣場舞，她們一學就會，姐妹幾個常聚在一起，又跳舞來又拍視頻，玩得不亦樂乎，二姐的微信、三姐的抖音比我還玩得順溜。我覺得，姐姐們的這種狀態，是她們年輕時那股聰明勁的再度發揮，也是傳承了母親開朗樂觀的性格。我真心祝福她們繼承母親的長壽基因，一個個健康快樂，長命百歲。

我在20 歲那年走出大山，與姐姐們見面的日子越來越少了，但與姐姐相處的那些記憶常縈系在心。她們疼愛我這個唯一的小弟弟，好的讓給我吃，活兒搶著去干，她們就像雨傘或斗笠為我遮風擋雨，讓我不必操心家務勞動，安心讀書。參加工作以后，我雖然心懷感恩，卻不曾對她們有所幫助。為此，我有時自責，覺得虧欠了她們，但有時又自諒，奈何自己窮酸書生一個，只好空懷報答之心了。雖然如此，但并不影響我們這份姐弟之情，而且隨著年齡漸老，這份親情愈來愈濃釅。很多時候，我在她們身上看到了老母親的影子，親切中兌進了幾許敬意。

在我心中，四個姐姐就是“四朵花”。這不僅因為她們的名字里有“花”，更因為她們確實是四朵盛開的“故鄉的山花”。山花是弱小的，但又是堅韌的，在貧瘠的土壤上綻放出艷麗，在僻靜的山野間散發出馨香，在寂寞的時空里舒展著生命的傳奇。姐姐是平凡的，普通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她們又是不凡的，偉大的，了不起的，她們身上所秉持的質樸、勤勞、善良、正直、熱情、樂觀……正是中華民族所崇尚的高潔品格，她們是傳統美德的最好承繼者，也是時代精神燭照下的中國勞動婦女的典型形象。

在給四個姐姐拜年回省城的路上，我用車載音樂反復播放自己前年為她們所寫的歌曲《姐姐》，祈愿我敬愛的“四大美女”，生命之樹常青，幸福花開不敗！

2024年2月20日于漢口

【作者簡介】柯于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會員、湖北省美術家、音樂家、書法家、攝影家、戲劇家、電影家、朗誦藝術家等“十大省級文藝家協會”會員，被譽為“全才作家”。